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有效地满足13益强烈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从而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如何探索开放的学习制度和教育模式，从而为学习者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既是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体制与模式改革的重大课题。因此，无论是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还是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都需要进一步强化创新战略的驱动，深化教育体制与模式的改革，但关键是思想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于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型，围绕着全民学习服务宗旨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目标，在以开放为特征的办学体制改革以及模式探索的问题上，有过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1979年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创办广播电视大学，是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解放，实现了办学体制的重大突破。1999年教育部批准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是思想的第二次解放，开始了开放教育模式的大规模探索。由于这两次思想的解放，我国开放办学体制和开放教育模式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实践的启示。2010年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办好开放大学的战略任务，就决策的层面而言，标志着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解放。但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开放大学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体制改革与模式创新的工程，面临着许多有待破解的难题。显然，要在破解难题中实现开放大学的建设任务需要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一、广播电视大学的成功创办与现代远程教育的大规模探索，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

    1979年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从本质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的果断决策，也就没有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顺利诞生及快速的发展，因此，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问题上思想解放的成功范例。

    第一，十年“文革”动乱，我国教育领域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导致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文革”结束后，面对人民群众强烈的教育需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国情出发，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迅速形成了“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由此果断地作出了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的重大决策。

    第二，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实施新时期。基于现代化战略的总体设计，快速地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数量众多的人才支持，无疑是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由此确立了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同时凸显了广播电视大学在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这一现代化战略实施中的特殊功能，使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及发展纳入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框架，融人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第三，“文革”前，我国虽然在若干中心城市先后成立了电视大学，但要在全国范围内创办广播电视大学并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规模化发展，从总体上说是缺乏经验的，因此，以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环境状态下，就国际经验来说，英国开放大学无疑是典型的模式。正是基于英国模式以及其他国家举办开放大学成功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加快了创办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决策及实践进程。

    第四，广播电视大学作为新型的大学形态，是办学体制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因此，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无论是决策过程还是具体实施，都必须打破常规。正是由于不固守程序，不受制束缚，实现了广播电视大学决策的果断性和行动的快速性。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亲自作出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的批示，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0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实现了广播电视大学当年挂牌，当年招生，使广播电视大学迅速承担起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任务。

    第五，为了尽快并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强烈的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这一矛盾，广播电视大学是在建设规范与质量标准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开始运作并发展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对建设规范与质量标准的淡化，恰恰相反，对广播电视大学来说，无论是规范的确立还是标准的制订，既不是普通高校规模与标准的照抄照搬，也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及设计，而只能来自于实践，只能来自于广播电视大学教职工在实践中的创造。因此，在规范与标准的问题上，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了尊重实践与相信群众的有机统一。正是依靠广大教职工的首创精神，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规范与评价标准，其人才质量不仅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同和政府的充分肯定，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声誉。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简要概括，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无论是战略思维还是决策行为，无论是具体实施还是实践探索，都体现了思想的充分解放。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仍然固守着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哲学思维以及传统大学的校本模式，教育就不可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应有的战略地位，广播电视大学就不可能成为基于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思路的实现途径。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仍然受制于普通高校的设置程序以及精英化教育的标准，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地成为现实，人民群众就不可能那样及时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广播电视大学也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数量众多的应用型人才支持。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仍然束缚于教条式的行为方式与习惯以及僵化的体制与机制，广播电视大学教职工的创造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就不可能在开放办学的模式探索中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同时也就不可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成功创办，以及在其后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为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是模式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自觉地解放思想。1999年教育部批准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开始了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大规模实践与探索。作为新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创新工程，是继1979年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创办以后教育发展问题上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如果说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主要表现为适应现代化进程突破传统的办学体制致力于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那么，“项目”的实施或远程教育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本化特征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致力于网络环境下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的构建。就思想解放的意义而言，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集中表现办学体制的改革，“项目”实施则主要表现为教育模式的探索，这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持续和深化。正如广播电视大学的成功创办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一样，我国远程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以及模式探索的丰硕成果，也都是思想解放的充分体现和实践证明。

    第一，转变了教育的理念。所谓理念转变集中表现为从教育功能的强化到学习价值的认同，从为每一个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到尊重每一个人的学习权利，并努力关注每一个人的学习状态，努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学习需求。学习价值的认同，学习权利的尊重，学习需求的满足，无疑都是对传统教育观的突破，也是教育哲学的革命。社会的人本化发展以及人的学习化发展，虽然使教育的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但在本质上则是学习价值的升华，学习是改变并优化人的生存及发展状态的根本途径，无论是社会的进步还是民生的改善，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社会成员学习能力的获得以及持续的增强。这一观念的转变无疑是教育思想的重大解放，为远程教育的发展以及学习服务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思想的引领。

    第二，创设了网络的环境。所谓网络环境集中表现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网络为载体传输学习资源，从而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服务。网络环境虽然表征着教育技术或教育手段的革新，但在本质上是学习方式的革命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网络环境的前提是学习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其核心是对学习自主性的尊重，其特征是通过网上教与学的互动从而有效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及过程性的学习需求，由此表现为网络化的学习形态。这无疑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第三，探索了开放的模式。所谓开放的模式集中表现为学习者学习行为所具有的自主选择性，即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职业特点、学习状态以及发展目标，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自主选择，对学习的过程作出自主设计，对学习的时间作出自主安排，对学习的方式进行自主调整。就模式的开放性而言，虽然也表现为“注册入学”、“宽进严出”这样的学习制度特征，也表现为“时空分离”、“人网合一”这样的教学组织状态，即是说既表现为制度性的开放，也表现为校本式的开放，但在本质上则是“自主选择”、“有效服务”这样的学习模式构建，由此表现为人本化的开放。这一开放模式虽然还需要在探索中完善，但无疑已打破了传统学习制度的束缚和校本模式的局限，为所有学习者的自主性、个性化、过程性的学习提供了模式支持。

    第四，创新了评价的体系。所谓评价体系的创新集中表现为发展导向型质量评价标准的确立以及学校、学员、社会三位一体评价机制的形成。就质量标准来说，不仅有效地实现了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把学习者发展状态优化的程度确立为质量评价的根本标准。就质量评价机制来说，不仅实现了校本评价与学习者自我评价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社会这一质量评价的主体，因为学习者发展状态的优化一方面需要学习者根据素质与能力的过程性变化作出自主性判断，另一方面需要社会根据学习者岗位业绩、贡献程度的不断提高作出认同性评价。这种发展导向型的质量标准以及人本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作为创新型的学习评价体系，不仅是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激励因素，也是社会认同的现实依据。

    基于以上的简要概括，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学习价值的认同，学习者主体地位的确立，还是网络环境的创设，开放学习模式的探索，以及人本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评价机制的形成，都无不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教育发展思维以及狭隘的教育功能定位，远程教育就不可能作为新型的教育形式实现规模化的发展，由此承担起人才培养的任务并充分显示出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广大的学习者也就不可能充分享有学习的机会以及有效的支持服务。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仍然沿袭着校本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网络化的学习环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创设，也就不可能进行开放学习模式及服务体系的有效探索。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仍然照搬精英化的质量标准以及封闭的评价机制，远程教育在促进人的自我发展、终身发展中所体现的人本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认同，广大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自觉性也就不可能持续地增强。

    新世纪初我国远程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在模式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无疑为学习型社会建设进程中终身教育体系以及开放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具有创新价值的启示，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坚持思想的解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广播电视大学之所以能应运而生，新世纪初我国远程教育之所以能实现规模化的发展，就经验与启示来说虽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总结，但关键显然是在于思想的解放，即是说，广播电视大学的成功创办以及远程教育的有效探索，在本质上都应当归结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和实践成果。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的发展以及远程教育1O多年的探索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制约性因素及障碍性问题，尤其是一些制度性、决策性、政策性难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破解，其原因虽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关键也是在于思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够充分、不够自觉、不够坚定，这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

    二、开放大学的建设面临着诸多有待破解的难题，需要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成功创办以及远程教育的有效探索充分证明，无论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教育模式的创新，都必须以思想的解放为前提，思想解放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深度与创新的高度。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就不可能冲破固有体制的框架，就不可能突破行为习惯的束缚，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乃至仍有可能出现决策虚化的现象，体制与模式的改革、创新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实效乃至仍有可能出现流于形式的现象，显然，思想的解放是改革与创新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2010年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是创新战略驱动下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模式探索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改革与创新既是“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要求，也是落实“规划纲要”的根本途径。但无论是改革的自觉性还是创新的实效性，显然都取决于思想解放的程度。就开放大学的建设来说，既是我国社会发展战略创新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体制与模式改革创新的重大课题，同样需要思想的解放。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能充分认识开放大学建设在满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不能充分理解开放大学建设在服务人的学习化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民生价值，就不可能主动地为开放大学的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就不可能自觉地为开放大学的建设提供决策支持和政策保障，说到底，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开放大学的建设就不可能顺利实现预想的目标。

    在我国，建设开放大学，无论是作为广播电视大学发展的目标追求，还是作为政府所确定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任务，都已经有了l0多年的时间。伴随着1999年教育部批准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启动以及远程教育的大规模实践，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人本化、学习化进程以及开放教育发展的趋势，借鉴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开放大学建设推动开放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共性特征，我国广播电视大学不仅明确地确立了建设一流开放大学的奋斗目标，而且自觉地按开放大学的总体特征及相应规范不断强化建设的措施。与此同时，建设开放大学也开始被政府列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体系，例如江苏省人民政府早在“十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依托广播电视大学，整合相关教育资源建设江苏开放大学的任务。但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广播电视大学的这一发展目标以及政府所确立的这一战略任务，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相比之下，开放大学的建设在20世纪就已经成为一种教育发展的国际化现象。基于开放大学在本国平民学习、平民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的认识，建设开放大学不仅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其意义绝不亚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追逐。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以及全球化的教育共识，人们越来越关注教育如何能更有效地为平民学习、平民发展提供服务，例如教育普及的程度，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儿童接受教育的状况，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完善等等，而不是热衷于世界普通大学排行榜的名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开放大学，实现教育的开放，为平民学习与发展提供服务，不仅成为教育的一种普世伦理以及国际化的价值认同，也成为各国政府教育发展的共同选择和战略行动。因此，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继英国开放大学之后，都先后完成了开放大学建设的任务。

    20世纪中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开放大学的建设，虽然为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提供了经验的借鉴，但就规范意义上的开放大学建设来说，我国并没有能够迅速跟上这一国际化的步伐，其原因当然也完全可以说是“十分复杂”的，但无庸讳言，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教育理念转变的相对缓慢，教育创新驱动力的相对不足，而关键则在于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僵化。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思想的僵化，延缓了我国开放大学建设的进程。这进一步说明，如果思想不能解放，开放大学的建设就不能真正迈出实践性的步伐，也许始终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2010年颁布实施的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基于社会发展的学习化进程以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并把办好开放大学、建设开放大学确立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战略选择以及实现“学有所教”目标的现实途径，这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上重大的创新性战略设计和决策。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开放大学建设这一战略决策在本质上标志着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解放。同时，依据“规划纲要”的总体设计，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批准，开放大学的建设迅速被确立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开始了开放大学建设的实践性探索，作为一种“试验”，同样体现了思想解放的意义。显然，开放大学的建设，无论是作为创新性的战略决策，还是作为探索性的项目试验，都是思想解放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成果。

    基于开放大学建设战略意义及创新价值的理解，“规划纲要”颁布以及“试点”项目确立后，开放大学的建设问题迅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整个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作为开放大学现实基础和依托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职工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在开放大学建设实施方案的制订以及实践性探索的启动过程中，却面临了许多有待破解的难题。

    第一，办学自主权落实之难。开放大学无疑具有全民学习和终身教育服务的功能，但这并不排斥或否定其应有的大学属性。尊重其大学属性，就必须依法落实应有的办学自主权。无论是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新型的大学形态，开放大学自·主办学、独立发展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也是充分发挥开放大学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服务功能的制度性保障，同时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开放大学的共性特征以及服务功能得能有效发挥的基本经验。开放大学在功能定位、办学体制、组织构架、运行机制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与普通高校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本质上是一种个性特征，也是特色的体现。承认这种差异，不仅符合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也符合特色发展的要求，不应当成为制度性的障碍以及办学自主权落实问题上的困难。

    第二，教育资源整合之难。由开放大学的功能及任务所决定，开放大学的建设不仅需要相关教育资源的整   合，同时需要普通高校部分功能的调整，无论是资源的整合还是功能的调整，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教育服务整体功能的强化，从而加快全民学习平台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这虽然是开放大学建设的现实需要，但在本质上是为有效满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而必须采取的重要的战略举措，因此，这并不是开放大学的校本行为，而是政府的有效作为。但在实践的层面上，资源整合与功能调整显然十分艰难，既存在着因体制归属而形成的难以打破的壁垒，也存在着因利益驱动而导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开放大学的建设虽然表现为一所新型大学的诞生，但在本质上是改善民生的工程，社会发展的范畴，同时作为国家战略、政府行为，在资源整合与功能调整的问题上，完全不应当在体制壁垒与利益鸿沟面前犹豫不决乃至无所作为。

    第三，开放模式构建之难。适应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现实需求，建设开放大学旨在探索并构建开放的教育模式。所谓开放的教育模式，也就是开放的学习制度，在本质上则是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者说是基于开放的学习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开放。开放模式的主要内容或特征是学分制的建立及实施，即通过学分的确认、换算、存贮实现学习过程纵向上的有机衔接，实现不同教育形式横向上的相互贯通，由此形成开放性的学习成果认同机制，构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但在操作上的层面上，开放模式的探索及构建显然面临着传统学习制度的束缚，同时面临着长期形成的管理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的制约。由开放大学建设内在的改革与创新品质所决定，开放教育模式的探索与构建虽然是开放大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任务，但在本质上则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性课题，无论是政策的制订者还是具体的管理者，都必须有积极的态度、自觉的行为。

    第四，经费保障之难。依据开放大学服务对象的全民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民生性，开放大学虽然承担着学历继续教育的任务，但其主要的任务则是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人本化及过程性的服务。就教育的属性而言，开放大学承担的任务既具有非公益性，但主要地表现为公益性，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基于教育的公益属性制订相应的开放大学财政支持政策，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但在实施的层面上，开放大学的财政支持与经费保障显然会受到现行的教育投入体制及高等学校拨款机制的限制，甚至会存在制度性及政策性依据不足的情况。应当看到，基于开放大学服务对象及任务的特殊性，各级政府为开放大学提供的经费支持在本质上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责任体现，不仅应当列入同级公共财政预算，而且由于受益面最广，人本化、社会化效益最高，理应成为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重点。

    第五，试验路径之难。我国开放大学的建设虽然已经具有了现实的基础，但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开放大学的建设是一种“试验”或“试点”。为了避免“试验”的盲目性，显然需要目标的明确性、方案的合理性、行为的规范性、过程的有序性，但为了保证“试验”的有效性，同时需要思维的突破性、政策的特殊性、机制的创新性、方式的灵活性。因此，从本质上说，“试验”或“试点”必须具有宽松的环境，特殊的路径。所谓特殊的路径，就是要打破常规，开辟试验的绿色通道，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试验”仍然会被受制于传统的体制框架，限定于既有的运行程序，由此导致“试验”的步履维艰。事实上，如果没有宽松的环境、特殊的路径，所谓“试验”或“试点”也就失去了本质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

    这些难题显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我国开放大学建设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些难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破解，这些制约因素如果不能及时消除，我国开放大学的建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显然，破解这些难题、消除这些制约因素构成了我国开放大学建设极其紧迫的任务。

    当然，破解这些难题、消除这些制约因素，同样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因为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制度设计与政策制订上的局限，也反映了管理机制与行为方式上的僵化。因此，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教育改革的深化，正由于此，我国开放大学的建设才突破了一所新型大学建设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教育综合改革的现实意义。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这些需要通过改革而破解的难题却在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不仅长期存在着，而且在某些时期至少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更加突出。这表明了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但在本质上则是思想的解放还不够自觉、不够充分，因此，通过改革的深化破解这些难题，其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